新闻来源: 发布时间:2011/12/1 13:55:58 浏览次数:
 
    人类所生活的地球,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蔚蓝色水球。地球表面是一片汪洋,水连着水,而陆地像是水中的几个岛屿。科学的数字告诉我们:地球表面的71%为蓝色的海水所覆盖,准确地说,地球应该叫“水球”才对。中华民族栖息的地理环境位于地球上最广阔的大陆——亚欧大陆的东侧,其东南濒临世界最浩瀚的大洋——太平洋,北部、西北部则深居亚欧大陆的中心,是一个左高原、右大海的“大陆海岸型”国度。在这样一个负陆面海、陆海兼备的地域里,中华民族很早就和海洋打交道,开发海洋资源,开辟海洋通道。但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先民一开始就没有超越土地的限制而走向大海。中华文明生长发育的根基在陆地,“以农为本”的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基调,由农耕生产方式而生成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典型的“河流——大陆型”性格,而海洋文化不过是大河文化的依附和补充。



  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拒绝过海洋的召唤,时刻在倾听着大海的涛声。中华民族的栖息生存的领域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沿海一带的气候与资源条件又较为有利于海上活动,故中国的航海历史极为悠久。至少从公元前3世纪起,迄至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考古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那时的先民主要是在海滩上以拣拾小型水产动物为生,其生活的遗迹被称之为“贝丘遗址”,从事原始海洋渔猎的原始人也被称为“贝丘人”。根据《物原》有关“燧人氏以匏(葫芦)济水,伏羲氏始乘桴(筏)”的传说记载,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渔猎为生的原始先民已开始利用原始的航行工具与海洋打交道。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已懂得了“木浮于水上”的道理,并随着火与石斧技术的改进,开始出现了最早的船舶——独木舟,为海上航行创造了更好的条件。随着船的出现和捕捞工具的进步,近海渔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尽管随着沿海陆地农业兴起,农业、畜牧业逐渐占据主要经济地位,但海洋采集和捕捞活动始终是沿海地区主要的肉食来源。

  夏商周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青铜技术的出现与成熟,木板船与风帆产生了。从此,较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开始了。以物资运输、人员迁徙、文化传播、外交往来为主要内容的航海行为与日俱增,不但中国滨海地区之间的航行往来日益活跃,而且与今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等地的海上往来也见诸史籍,甚至近人研究,已部分证实了殷人或越人远渡重洋到达美洲海岸的传说。据史料记载,商王在东海钓大鱼,在海上竟然“六月不归”,可见当时人们已能够在海上漂泊生活很长时间。殷纣王曾率大军过江、涉海征伐人方(地在今山东),其航行规模已相当可观。周时,对海洋的渔盐开发更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周初,姜太公被封在齐地,因其“地负海鳩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太公)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下》)。齐国根据濒临大海的地理位置,在近海之处大力发展捕捞业,尽享渔盐之利,并由此而逐渐强大起来。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得到了长足提高。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与铁制工具的出现,造船技术得到很大的进步,木板船的结构渐趋复杂,吨位日益加重。航海不但被应用于大规模的运输,而且已应用于海上作战中,如濒海的北方齐、燕和南方的吴、越等国,不但尽收近海中的渔盐之利,还大造战船,在近海海面上逞强斗狠,使近海一带战事不断。为了保护海洋资源,这一时期沿海的一些国家还制订出了专门的保护海洋生物资源的政策法规。需要指出的是,该时期是中国文化思想极为活跃、百家争鸣的时期,出现了非正统的海洋开放型的地球观——邹衍的大小九州说和浑天说。如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邹衍认为,“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通焉。如一区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里所讲的裨海、大瀛海体系,是与中国大陆周边内海与太平洋的情况相对照而言的。在邹衍看来。中国只是世界上的一州,名曰赤县神州,大禹所分的九州只是中国内部的小九州;而中国之外的像赤县神州那样的却有九个,“裨海环之”,可以称为“中九州”;这样的州在“大瀛海”之外,还有九个。按邹衍的推算,像中国这样的赤县神州,在天地间有八十一个。邹衍的结论,虽不是来自科学的结论,但也不是完全凭空臆造的妄语,与当时的航海知识的拓展和地理发现有直接的关系。

  秦汉时期,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诞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使造船和航海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随着航海船只不断朝大型化发展和先进的控制航向技术——尾舵的出现,以及对海上季风规律的认识和掉戗驶风技术的掌握,中国航海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始皇扫六合一统天下后,为近海航线的南北贯通和与内河水运的衔接创造了条件。据载,秦始皇一生多次巡游天下,而且多有过江涉海经历。如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是秦始皇巡游行程最远的一次。他“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这次穿江过海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标志着古代中国的船舶制造技术和航海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之仙药,派方士徐福率“男女三千人,资之以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据今人推测,这次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航行路线可能是从山东半岛莱州湾启锚出发,渡过渤海至朝鲜半岛的东南部,经朝鲜海峡进入日本的九州岛,再经濑户内海到达日本本土。西汉时,远洋船队已驶出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半岛的南端,并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印度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由于政局动荡,战乱不已,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从总体上说,该时期的航海事业处于一个相对徘徊阶段。但在某些时期与某些地区,仍有重大的突破。如三国时代的东吴,航海船队相当庞大,航海范围也相当广阔,具有代表性的有孙权曾组织的大规模的船队到达夷洲(今台湾),朱应、康泰的南洋远航等;再如东晋时著名的法显和尚从印度洋航海归国。这一时期,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海洋生物不仅用来食用、药用,还成为人们观赏的对象,盐业和珍珠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当时沿岸近海出现的一些海洋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研究,对诸如海市蜃楼、台风、海啸、海潮等现象开始被系统地记录下来,著名的钱塘江观潮活动也肇始于此时期。

  隋唐五代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航海的繁荣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造船技术、地图绘制技术和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广泛应用,为航海业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和技术条件。当时,中国的船舶坚固精良,载重吨位大,工艺技术先进,无论是近海还是远洋航行,均独步于世界。这一时期,中国与渤海国、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交往非常频繁,并开辟了西北太平洋上的堪察加与库页岛航线以及横跨东海的中日南路航线;在南洋与印度洋航路上,“海上丝绸之路”十分兴盛,航迹不但遍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湾与波斯湾沿岸,而且已伸展至红海与东非海岸,形成了直接沟通亚非两大洲的长达万余海里的远洋航线。从唐代中后期起,航海的经济价值得到了重视,出现了专门管理海外航运贸易的机构,与此同时,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登州等地成为名噪中外的滨海贸易港口。

  宋元时代,中国的航海业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宋元中央政府积极推行航海贸易政策,大大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我国的航海技术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突破,以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与航迹推算为标志,航海技术比西方早2-3个世纪进入了“定量航海”(即可以根据海洋季风、水文形态来把握航行的时间、方向)的阶段。宋代发明指南针以后,水罗盘很快成为航海中普遍使用的最主要的导航仪器,从而大大提高了航船的定位、用锚和使舵的准确度,为远洋航行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宋朝与印度尼西亚、印度、波斯、阿拉伯、东非沿岸国家都有海上交通往来。元朝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更是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水平,据元代大航海家汪大渊所撰《岛夷志略》记载,元时中国与120多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海上贸易往来关系(陈大震《南海志》)。在国内外航海贸易大发展的基础上,国内各主要海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著名的刺桐港——福建的泉州港,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之一。远洋航行的发达也大大促进了海洋地理科学的进步,产生了新的地域概念。

  明初郑和下西洋时代,是中国航海的顶峰时期。明初的永乐、宣德年间,在国力强盛、经济发达的物质基础上,在宋元丰富航海遗产和历史惯性的推动下,明代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扩大国际影响、满足物质享受等方面的需要出发,举全国之力,先后派遣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七下西洋。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宏勋伟绩。郑和所率远洋船队,规模之大,“宝船”之巨,航迹之广,航技之高,当时都是世无其匹的。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有船200多艘,最小的一次也达62艘。其中宝船是总指挥船,树9桅,张12帆,长约152米,宽约62米。郑和的七次远洋航行,前三次抵达印度半岛西南海岸,未出东南亚和南亚的范围。后四次远及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尽管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宣布纶音”,“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传》),换言之是一次政治远航,而不是军事征服和商品推销,但在客观上大大增加了中国人对印度洋沿岸的认识,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郑和的下西洋在社会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自此以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海上私人贸易兴盛了起来,那里的居民开始一批一批地迁居南洋诸岛国,这实际上为中国向海外发展开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可惜的是,由于倭寇的侵扰和维护封建国家专制统治的需要,明政府并没有沿着郑和所开辟的航道向海上强国发展,而是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和户口制度,从而导致了中国古代富有悠久历史的航海事业的发展势头戛然而止,中国的航海事业也迅速由盛转衰,悄然退出了在世界航海界的领先地位。从根本上说,导致这一剧变的原因是:成熟的中华农业文明和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以强大的历史惯性拖住了中国向蔚蓝色海洋进军的步伐。

  在世界文明史上,15世纪被称为大探险的时代、远航的时代。东西方先后出现了4次空前伟大的航海活动,郑和、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是这一时代的4大杰出航海家。从时间上看,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东方的时间是1498年,而郑和横渡印度洋的时间是1412年,比达·伽马早近80年。从航行的次数、规模来看,郑和下西洋7次,前后历时28年,一般每次航行船为200只左右(其中大中型宝船有60余只),人员近3万人;哥伦布航行4次,前后历时13年,最少仅有船3只,最多17只,人员最少87人,最多1500人;达·伽马航行2次,前后历时为6年,第一次仅为4条船,第二次也不过区区20条船,每次人员约为150人。从航行的范围看,郑和的远航达到南洋、印度洋沿岸和东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哥伦布先后4次横渡大西洋,到过中美和加勒比海诸国;达·伽马只到了印度。直到1519年麦哲伦完成环绕地球航行一周,才开辟了人类航海史上的新纪元。但由于郑和与西方3大航行家航行的性质(前者带去“丝与瓷”,是和平友好的交往;后者带去的是“火与剑”,是为了掠夺和发财致富)不同,其远航的客观效果大不相同。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3次历史性的航行,沟通了欧、亚、非、美各大洲,从而使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成为现实。随着世界各国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经济的崩溃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而时间早、规模大的郑和远航对推进中国和世界文明的进程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明中叶至清鸦片战争,是我国航海的中衰期。郑和下西洋被列为“弊政”以后,明清两代除了官方漕行海运等有限的近海航运以外,对外基本上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即使有间或的“开放”也都伴以各种严厉的限制措施,使中国原本先进的航海业非但无法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反而日趋衰败。而这一时期,欧洲却随着封建主义的瓦解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兴起,拉开了以开辟“海上新航路”的序幕。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的海盗舰队,沿着印度洋和太平洋不断向亚洲地区侵进,并对成为他们进行殖民掠夺的中国民间航海贸易进行了残酷打击与倾轧,致使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中国民间远洋航海活动处境艰险,举步维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随着列强的入侵、内政的腐败,中国航海事业迅速陷入全面萧条之中。尽管自此以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在痛定思痛之后开始睁眼看世界,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同时推行了“洋务运动”,但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官僚买办势力的双重压迫和控制下,中国航海运输业一直在很不景气的状况下挣扎,这种颓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



  从上述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走过了相当辉煌的历程,特别是从秦代至元代,是中国航海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强盛的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中华文明处于一个开拓性与自由性都较强的阶段,也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明——以海洋农业文化为特点的中国海洋蓝色文化。但是,纵观中国海洋的文化的底色,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一种农业文化,其基本的基调和特征是“以海为田”,“兴渔盐之利”。即不是把海当作对外交往的桥梁,而是作为中国人取得“渔盐之利”的蓝色国土。换言之,是把海洋看成是陆地农田的延伸或补充,着重强调了海洋本身的农业价值,而忽略了海洋本身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开放性,这就与西方海洋商业文化所具有的“以海为途”,即把海洋看做进行开辟市场、进行商贸活动和探索与认识世界的通道大相径庭。春秋时滨海的齐国采用管仲提出了“官山海”的国策,即靠海吃海,由国家组织大力发展渔业和盐业,使齐国迅速强盛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地。战国时韩非子认为“历心于山海者而国家富”,都是以“渔盐之利”为开发海洋的目的。这种“靠海吃海”的经济活动,无疑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

  中国人选择“渔盐之利”作为海洋文明的基调,与其他民族的海洋文明相比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是“自给性”。中国古代渔业生产的目的首先是自我需要的满足,能投入交换的不多,即使有,也只是与不从事渔业生产的本民族本地区的人进行交换。所以,中国古代航海者的渔业活动,是一种生产性的活动,具有很强的“自给性”特色。这与地中海航海民族那种以商业贸易为主的流通性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次是“依附性”。中国古代农业发达,仅仅视渔业为农业的“副业”。即使是统治者提倡“渔盐之利”,着眼的也是补充农业之不足。因此,中国古代的渔业生产,从来没有独立于农业之外而存在,它补充、促进、依附并受制于农业。这和地中海海洋民族较早地摆脱农业的束缚,以发展海上贸易为独立的生产方式有着根本的差别。第三是“封闭性”。中国古代的航海者虽然把生产活动从固定的陆上田地变换到流动的海上,但往往局限于一定的海域,而且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海上活动,这等于在海上再现了封闭式的小农经济生活。这与其他海洋民族的海洋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吸收与补充不可同日而语。总之,中国古代航海活动的自给性、附加性和封闭性构成了古代中国海洋文明的基本色彩,具有明显的小农经济特色。正因为如此,依附于农业文明,以“渔盐之利”为特征的中国古代航海活动,不像地中海海上民族那样具有掠夺性和殖民侵略性,也不像他们具有极强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

  即使后来勃兴的远洋航运业,也主要是着眼于帝王的政治目的,或者是为了统治者的奢侈享受。如秦始皇时代的徐福东渡,堪称中国古代远洋航行活动中的光辉序幕。《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但徐福远航的目的却源于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这就决定了徐福的东渡不同于一般的商业航行,而是一次特殊的、目的荒诞的航行。同时,徐福东渡还带有“叛逃”的性质,目的是为了躲避秦始皇的暴政。可以说,徐福的东渡是在秦高压下的冒险行动,反映了一种非主流的文化倾向。虽然徐福一行最后定居日本,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文明的作用,但其影响主要局限于日本。中国的远洋航行业是以徐福东渡这一逆反性行动为起点的,其后果非但没有促进中国航海业的发展,反而导致了后来官方对远洋活动的严格控制,使之更加偏离了商业和贸易的轨道。事实上,秦始皇并非真正关心海洋,他在位20年,曾五次巡游江海,从渤海湾到长江口,都留下了他的皇威足迹。他还开灵渠,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把疆土推展到了南方沿海地区。但秦始皇的上述举措,其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在大陆上开疆辟土,统一中国,而不是向海外的扩张。与此同时,秦朝还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摒弃了原来的航海自由,把航运业完全纳入了政治化、军事化的轨道。汉代,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国一度致力于开疆辟土,但其军事行为主要针对大陆上对王朝威胁最大的匈奴,鲜有海外扩张的足迹。两汉时期,海事活动频繁,至少梯海至日本的移民数以“万”计。但海事活动主要囿于移民方面,商业性质微乎其微,并未发生海上贸易的繁荣景象,海上文明也就不具有商业色彩。秦汉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政体,历代王朝都沿着秦汉设计的政治模式,把大陆文明的因素整和的强大而有序,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大陆文明为主流的文化类型。而海洋文明虽没有被禁绝,甚至某些时代还有较大的发展,但一直处于非主流的文化状态。

  如果说秦汉时代的中国刚刚形成大统一的政治、经济格局,其文化特征还带有明显的扩张性和开拓性的话,唐代的中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完满自足的体系。唐代疆域广阔,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各方面的需求已达到不假于外物的境界。唐代的开放风气其实质是一种充满自信与自大的开放。尽管唐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首都长安云集了大批海外使者、商贾和佛教徒等,但唐人的骨子里还是封闭和矜持的,与海外的交流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唐代与日本、新罗、百济之间的睦邻航海交往极为频繁,但基本上都是官方性质,其活动内容主要是睦邻外交之意,而且远不向对方积极主动。唐代中叶以后,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量迅速增长,并逐渐超过了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民间航海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海上商贸活动达到了鼎盛,但海外舶来之品大多为象牙、犀牛、乳香、珍珠、宝石、珊瑚、琉璃等奢侈品,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因此这种商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实无大的作用。而且中国的航海行为,绝没有像西方的扩张性和掠夺性。

  中国海洋文明的基调向来以渔盐之利为主,而不是以海外贸易殖民扩张为主。郑和下西洋反映的正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海洋文明基调。明初郑和的下西洋,以其船队的规模和航海水平论,是当时世界各国难以相匹的。但就这几次远航的目的而言,并不是经济动因,而是明朝皇帝(成祖朱棣)借以“宣威海外”和“宣布纶音”而已。就是说它的主要目的不是经贸活动,也不是征讨和海上掠夺,而主要是执行皇帝的旨意:向西洋诸国宣耀中国的富强和武威,并以恩威并举的方法(顺从者抚慰之,不恭者教训之)使这些国家臣服于中华帝国,同时在朝贡的名义下与中国进行经贸往来。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在这次海外远航中生动的体现。郑和下西洋到达各国后,他不但没有实行公平的贸易,却实行了让后人目瞪口呆的“厚往薄来”的原则。郑和每到一国一地,总是大量无偿地赠送中国的物产与财富,而对外国的商品则高价收购;同进引进的大量物品都是一些仅供上层统治阶级享用的珍禽异兽与奇石怪物。这种不等价“赏赐性”的航海几乎在经济上无利益可言,其目的无非是炫耀我中华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从而满足统治者“天朝大国”、“万邦臣服” 的虚荣心。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由于明政府的出手大方,以至海外一些国家见有利可图,无不假意称臣,纷至沓来,以本国所产的“异物”来中国“朝贡”,然后满载中国皇帝的丰厚赏赐而归。更为可叹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航海活动,不久即遭到了朝廷上下的广泛攻击:“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这个叫刘大复的朝臣之言论,确实道出了以农业型自然经济为生计的大陆——海岸型民族对海外远航的价值评价。的确,同达·伽马、哥伦布等人为西欧原始资本积累开辟了广阔的财源相反,郑和的航海活动,只顾威德远扬,不管经济效益,在经济上岂不是一项相当沉重的负担。如果单单是为了“耀兵异域”,“敷文德以及四方”,那郑和的下西洋难道不是劳民伤财而又于国无补吗?永乐帝死后,继位不久的新皇帝洪熙帝便颁发了“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的诏令。宣德帝继位后,主张下西洋的一派略有抬头,于是郑和在宣德五年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远航。此后,下西洋之举便屡遭朝野上下的抨击,最后终于以一大“弊政”遭到制止而宣告终结。正是这种重农抑商的特点和封建保守的思维压制和扭曲了海洋文化在中国的正常发展,也使中国在后来丧失了曾经有过的辉煌。

  就在郑和下西洋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后的公元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带领一支比郑和船队小得多得多的船队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远航,完成了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地理大发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即使历史偏爱中国人,让郑和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也不可能使中国摆脱大河—陆地文化的束缚,彻底走向海洋,甚至从事殖民活动,加快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说,中国人没有完成地理大发现是历史的必然。

  总体说来,中国的的海洋观念向来扎根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中,中国的海洋农业文化是一种封闭型的、内向的海洋文化(西方的海洋商业文化则是一种开放型的、扩张的文化)。造成这种文化的背景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关,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农轻商的经济思想相关,还与中华民族对海洋认识的局限相关。



  地理环境是人类从事社会生产须臾不可脱离的空间和物质—能量前提,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常的必要条件。同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资源的多样性,是人类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与地理环境的差别存在着经常的关系。例如,有江河灌溉的暖温带—亚热带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充分的热能和水份,故农业往往很发达;草原—荒漠为流动畜牧提供了广阔场所,成为游牧的温床;滨海地区拥有渔盐之利和交通之便,工商业便应运而生。地理环境经由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给各民族、各国度文化类型的铸造奠定了物质基石,而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文化类型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各地域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大河—农业文明的稳定持重,与江河造成两岸居民农耕生活的稳定性有关;草原—游牧文明的粗犷剽悍、惯于掠夺,与来自草原变化多端的气候和“射生饮血”的游牧生活方式有关;海洋商业文明的外向开拓精神,则与大海为海洋民族提供的扬帆异域、纵横驰骋的条件有关(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那么,上苍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提供的是一个怎样的地理空间呢?早在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华夏先民就对自己这片栖息地进行了这样的概括:“东渐于海,西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司马迁的《史记》则这样描述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的领地:“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不论是《禹贡》还是《史记》,都明确地表明了中华一面向海、一面为大陆的基本地理特征。

  在中华民族的主要聚居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北方是蒙古高原,那里是难以跨跃的千里戈壁,戈壁滩以北,则是茂密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再往北则是北极冰原。因此北路的交通充满了重重的阻碍。西北方,以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为起点,其西是极其广袤而荒凉的茫茫沙漠,在大漠南北,更有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等雪峰横亘。可见,中国通往西方陆路交通是何等的艰险,不是张骞那样大智大勇的人是难以逾越的。尽管古人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开辟出了西域丝绸之路,并一度成为古代亚洲与欧洲之间、东亚与南亚次大陆之间交流的通道,但行路之难,难于上青天,因而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惨痛的。至于西南,则耸立着地球上最高大、险峻的青藏高原。这片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平均海拔4000千米以上,全世界14座8000千米以上的高峰,有8座矗立在那里。就陆路来说,北、西北、西南三面都是难以通过的。最后,再看中国的东面,面临的则是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对于古人来说,太平洋的浩瀚无际,波涛汹涌,凶险异常,同样是难以征服的障壁。而且东亚大陆呈比较规则的椭圆形板块状,海洋未能深入陆地腹地,除纵深程度较浅的渤海外,基本上没有内海切割,这就形成了十分辽阔的远离海洋的区域。由于古代社会的生产力低下,航海器具简陋,航海知识、技能有限,故先民的最初航海活动只能选择在海流平缓、海岸曲折、岛礁众多的近岸海区进行,这种航海活动基本上是视野不脱离陆地的航行。尽管中国有渤海、东海、黄海、南海4处离大陆较近的海洋,但连接着中华古代文明发达地区的渤海、东海面积太小,东海对面的日本岛相距中国大陆又十分遥远,且航行条件恶劣。南海在4个海中的面积最大,且资源最为丰富,是中国走向外洋世界的必由之路。但南海濒临的大陆,不是华夏文明高度发达地区,其主要是对中原先进文化的吸收,而不是通过航海活动向南海以外的区域传布。而内海以外的浩瀚的太平洋,水深浪大,在中国人的眼里一直是个不可逾越的畏途,再就是给人们的想象增加了驰骋的空间。中国所处的这样的地理环境,明显缺乏海洋文明赖以产发的的条件,这对中华民族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环境缺憾。
  上述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华文化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从而也造就了中华文明具有内向、稳定型的特征。而生养中华民族的大陆,具有十分广阔的天地——地域广大,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广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物产资源丰富,形成了一种恢弘的地理环境空间,这是世界其它文明发祥地所不能比拟的。加之中国大部分处于北半球的温带—暖温带,非常适合农业生产,这就为古老的中华农业文明得以滋生和发达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黄河流域,由黄土高原和冲击平原组成,在这片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土地肥沃,自然生态环境良好,非常适合远古人类的生存。华夏先民在这里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了文明的根基。与此同时,中华文明的策源地又不仅仅限于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海河流域、淮河流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的崇山峻岭间,也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摇篮。这些区域的总面积,当在五百万平方公里左右。秦汉以后,先民们继续开疆辟土,进行民族交融,形成了广土众民的大帝国,经过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发展,终于奠定了今日中国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地。命运为中华民族安排了这样一个生存空间,在这种地理条件下,中华民族便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在土地之上,依靠广大的陆地和千万条河流的滋养哺育而生存和发展,并形成了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大河文明。

  再看欧洲人所聚居的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处于欧、亚、非大陆之间的陆间海,被称为“上帝遗忘在人间的脚盆”。簇拥地中海的陆地,森林茂密,丘陵遍布,土地贫薄,不适和农作物的生长。但其地陆海交错、港湾纵横,海面大多是波平浪静,确为地中海人航行海上从事商贸活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由于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隔着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汹涌的狂涛无法使它掀起大的波澜,因此它不仅潮差不大,而且比较平静温和。地中海上岛屿星罗棋布,岸线曲折,半岛众多,天然良港无数。以东地中海之一的爱琴海为例,它由北方的的色雷斯,东方的小亚细亚,西方的伯罗奔尼撒,南方横条状的克里特岛合围而成。其间陆海交织,海上岛屿星罗棋布,海水较浅且相对平静,海内任何部位距离陆地不过50海里,一旦风起云涌,船只可以随时返回港湾。“地中海是这样一个海,在这里用帆可能一连几天不能行驶,而用橹桨却很容易渡过平静的水域。”(托尔《古代船舶》)地中海人一旦懂得了用橹桨,就可以走进海洋,而在世界其它地方,人们必须耐心等待“帆”的出现。从上述诸方面看,上帝对地中海沿岸民族的确有所“垂青”。在这种地理条件下,地中海人的航海业和海上贸易十分发达,而且形成了一种向外展拓的文化类型。于是,地中海成了人类海洋文明的摇篮之一。

  此外,就地理位置而言,由于高山、高原和浩阔太平洋的限制,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世界其他高度发达的文明之间明显地相互隔绝、彼此独立着。大海茫茫,中国的航海者举目能“望”见的,都是一些文明程度远不如中国的地区。中国的航海者们从事航海活动的结果只是把自己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单向地传输给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如日本、朝鲜等,这种文明交流的不对等,对于中国的航海者乃至中华民族来说,实在是无“利”可图。与中国的航海者不同,地中海的航海者则充当了地中海南北两岸中间商的角色。经过地中海人之手的,是亚、非、欧三种比较发达的文明互相传播与互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地中海的海上贸易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不可缺少的。而这种“功利”,在中国海的周边是无法得到的。中国的航海者在战胜了远比地中海航海者遇到的大得多风浪和代价之后,却不能像腓尼基人、希腊人那样获得丰厚的利益回报。



  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和便利的农业条件使中国具有鲜明的大陆——河流型的农业文化特色。从深层次角度去寻找中华民族海洋实践与意识,归根到底还是由中国的农耕文化所决定的。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海洋的探索完全是农耕文明的依附。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从来不是独立于农业文明而存在的,从来也没有成为中国文明的主导。这与地中海地区航海民族较早摆脱农业,发展海上贸易并成为一种超越农业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独立生产方式不同。

  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指出:人类文化从源头看有游牧、农耕和商业三种类型。“游牧、商业起于内在不足,内在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华民族以农耕生产为主的物质生产方式,在农耕社会里,中国人关注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脚下的陆地以及陆地上滋养他们的江河。黄河、长江等江河两岸富饶的土地,利于农作物生长的季风气候都为中国以农业立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也一贯坚持“以农立国”的政策,对工商等所谓“本末倒置”的行为实行打击和排斥的政策。农业文明的特点带来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男耕女织,世代相传。几千年来,华夏民族的主体——农民,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他们固守在自己那一小片土地上,周而复始地精耕细作,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穷年累月“早出暮归,强乎耕稼树艺”(《墨子·非命下》)的单调而又稳定的农耕生活,使依附在土地上的农人无以产生强烈的创新和开拓欲望,故而发展了保守性和追求稳定和平的心态和“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性格特征。他们居于一地,安之若素,如果不是出现大的灾荒或战乱,则很少流徙;即使不得以而转徙他处,一旦情况好转,便又回到世代劳作的土地上。就中国的航海者本身而言,他们大多也是农民兼航海者,不像西方海洋民族那样以职业航海者居多。中国的航海者由于身兼农民与水手双重身份,把生活的场所从陆上田地变到流动的海上,但终究难以摆脱农业文明熏染下农民的本色。而少数中国人在海上进行“渔盐之利”的开发,但这不过是为了获取农业生产不足的补充。至于海上航行和商贸往来,相对农耕之事而言,不过是末节而已。而费尽千辛万苦从东西洋舶来的“珠香象犀玳瑁”等奢侈之品,主要为上层统治者服务,与广大劳动人民不大相干。甚至于明代出现的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其所带来的强烈海洋气息也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农业社会内向、封闭、自给自足的特点,更没有给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带来根本性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在无求于海洋的情况下,这里的农业文明已高度发展,并且登上了世界文化的高峰。而与此同时,黄河流域下游地区沿海的泥质海岸太过于平直,不利于航海,二者结合,使我们的先民对海洋的价值常常看得无足轻重。”(《人文中国》)中华文明的发展逻辑从内部限制了中国向海洋的发展。

  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出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的,因此中华民族较少有拓边侵略的行径。最能体现中国人防御思想的是长城的修建。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着眼于防卫。在历史上,长城曾在一定程度上挡住了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马,但一旦入侵的游牧势力离开长城脚下,长城的军事价值就只剩下了心理方面了——它提供了一道抵御外族侵略的心理“堤防”。渐渐地,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便铸就了象征长城精神的防御思想,其特点是:求稳怕乱,不思变革;长于保守,拙于进取;注重防卫手段,缺乏出击精神;推崇道德,轻视效率;安贫乐道,不冒风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也有少数野心勃勃的帝王进行过一些拓边的尝试,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和唐太宗,都曾派精锐之师拓边,但兵锋所向主要是亚欧大陆的腹地,而进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的防御。“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四),正是当时热血男儿向西北开拓时的悲壮豪迈的胸怀。值得一提的是,崛起于蒙古游牧民族而入主中原的元世祖忽必烈,曾派一支强大的舰队远征日本,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堪称是中华帝国大规模远征海外的唯一一次尝试。

  从当时东亚地区的情况看,这个以农耕为主的的中华文化的发达程度远高于周边一些以游牧、渔猎为主的民族,可谓一枝独秀。然而,在近似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这种由文化优越感而来的自豪感不断膨胀,最终导致了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畸形心理。自先秦以来,华夏民族便以居于世界的中心而称自己为“中国人”,而对周边众族而蔑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种“华夷观”的形成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超越大陆、走向海洋的思想和行动,也扭曲了中国与外域民族的平等交流的心态。秦汉以后,中国人便以地大物博炫耀于四夷,并作为征服“四夷“人心的一种外交手段。他们总认为,在物质上唯人有求于我,而没有我求于人;在文化上唯我自大,对外来文化一般持“俯就我范”的态度。中华民族曾创造出了发达的远洋航海技术,但在以农为本的统一帝国中,不但没有给中国人提供走向海洋,走向开放的契机,反而成为加强“我族中心、自给自足”观念和巩固封建社会结构的工具。

  闭关自守到了明清两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全世界不少国家开始全面走向海洋的时候,中国却出现了与世界潮流相反相悖的逆向运动——海禁。明代洪武年间,禁止近海人民建造三桅以上大船下海与外国贸易,违者以谋判罪处斩。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盛举,但民间海上外贸仍遭禁绝。“永乐间,以渔人引倭为患,禁片帆寸板不许下海。”(顾炎武《天下郡国利弊书》)后虽有所解禁,但嘉靖三十年后,因倭患再起,海禁亦随之而来。清初康熙时,曾一度开放海禁,海上贸易得以兴盛一时,但反对之声却不绝于耳。雍正以后,特别是乾隆年间,正式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广州一口岸通商,并对民间海运限制日甚。一个泱泱大国面对并不十分强大的倭寇就吓破了胆,只得筑起海墙以御外敌——即在沿海岸从北到南广设卫所并驻扎大批兵马,严阵以待来犯之敌,但独没想到越出海岸,在大海中截杀倭寇。而一旦比倭寇强大多的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梯海而来,海岸上那些所谓的坚固防御工事便很快土崩瓦解,中华大门顷刻洞开。而与防御外敌入侵相配套的海禁政策,更是因噎废食的昏庸之举。明清两代,“封疆禁海”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中国与海外世界的隔绝,使中国的命运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原本在十五六世纪出现的一些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鼓励性的发展,它所需要的海外原料、市场,以及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观念等,都被“海禁”这个围墙扼杀了。

  另外,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也充分显示出大陆民族的特性。中国城市的起源很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相当规模的都市。此后,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等先后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而且这些都市几乎都坐落在大江大河的两岸。然而,唯独海岸型城市,直到隋唐才出现,且久未发育充分。直到近代,当东南沿海被西方列强强行开辟为口岸后,才逐渐产生了全国性的滨海都会,如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等。在南欧与西欧,滨海型城市早在古典时代就已大批涌现。如古西腊人不仅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广建滨海城邦,还在爱琴海东岸的小亚细亚海岸筑了不少城市。如位于梅安河口的米利都,就是当时盛极一时的滨海商业中心,每天都有来自地中海、黑海沿岸的腓尼基与希腊船只驶入,这些船只不仅满载各地的商品和货物,而且带来了大量外部世界的信息和科技文化知识。此外,希腊人还在地中海沿岸殖民地建设了一系列滨海都市,如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马利西亚(今马赛)、那帕勒斯(今那不勒斯)、亚历山大,这些都是南欧、北非古今沿袭的滨海名城。



  中国人对海洋的观念,也完全折射出中华文明主要是大陆文明,而不是海洋文明。

  中国人从未背弃过海洋,但也从未真正关注过海洋,海洋作为“化外之域”的观念一直扎根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那么,中国人是怎样看待海洋的呢?在古代中国人眼中,海洋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认为“海”字,从水从晦。汉人刘熙《释名》说:“海,晦也。”所谓晦,是指月朔或日暮,昏暗之意。晋人张华《博物志》也说:“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与此同时,中国人还把大海与苦难、凶险和荒蛮联系在一起,如把沉重的灾难称之为苦海,把北方西伯利亚荒凉不毛之地称之为北海,把茫茫沙漠称之为瀚海,等等。中国古代曾有“君乘而王,则海夷”的说法,意思说有了君子、好人做君主,海洋就不会泛滥成灾。中国古人把海洋等同于灾难所在,所谓“海夷不扬波”,即大海不起波浪、风平浪静就是天下清平的象征。成语中的“海宴河静”,更是把平静的海洋与不泛滥的黄河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条件。

  有人说,海洋神话是航海人童年的梦想,海洋神话决定了一个民族海洋文明的基调,体现了一个民族对海洋的理解和海洋活动的影子。世界各海洋民族中都有许多关于海洋的神话,比如日本神话中两位海神伊奘诺尊和伊奘册尊结合而孕生出日本岛,这则开天辟地的神话表明了海洋在日本民族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再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具有狂暴的惊人的破坏力,这充分体现了古希腊人对海洋的理解,同时也是古希腊航海者富于冒险精神和浪漫气质的曲折表现。在中国上古神话中,关于海洋的神话并不多,而且真正完整意义的神话只有对海外世界奇诡的描述。与此同时,神话传说中的四海海神禺强、禺虢、不延胡余、海若,其形象相仿,且都是凶恶狰狞的。据《山海经》等文献记载,北海之神禺强(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海洋神),其形象是十分凶恶,且地处幽暗,掌管生杀予夺,实际上又是一位死神。上古神话中还有关于大禹巡海、海外异国的奇人奇事等故事,其中《山海经》中记载了大量海外世界的异国奇民的神话,比如其中记述了“灌头国”、“长脚国”、“大人国”、“玄股国”等的生活情况,充满了奇诡怪诞。这些神话折射出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即海洋是强大、凶险和变化莫测以及不可知的。即使像世人皆知的《精卫填海》神话(最典型的非海神神话:言炎帝之女女娃,失足于东海而被溺死。她死不瞑目,为了与溺死她的凶险大海进行抗争,其灵魂化作一只精卫鸟,每天衔着西山的木头去填大海),它除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征服海洋的雄心壮志外,主要是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心目中海洋观——海洋是阴森可怖的死亡之所。及至唐宋,伴随着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和兴旺,出现了新的民间海洋神话,最富有影响力的是海上女神天妃妈祖的故事,其主要内容是说妈祖女神经常显灵,解救海上从事捕捞和运输业的人们。这则神话表现的出无非还是人们对大海的畏惧心理以及祈求航海安全的心愿。

  在中国古代先民的自然崇拜观念中,对水的崇拜之情相当浓重,但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大江大河。先秦时期,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周官》)。出于对大海的恐惧和崇拜,中国古人也祭祀大海,但往往列于江河之后,“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礼记·学记》)。事实上,秦以前,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人很少与海洋发生利害关系,因此人们祭祀的水神除了江河以外,就是湖、泉、井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体之神。直到秦朝一统天下后,随着疆域的拓展,人们航海活动的增多,才开始祭祀海神。到了汉朝,海神才逐渐被提到了与内陆水神同样的地位。这种河享有独特地位而轻视海洋的倾向,完全出于人们的功利目的——对华夏民族来说,大海所能给予的恩惠远远小于江河;与此同时,古人对海洋的祭祀和崇拜,主要出于对这种自然力的畏惧。可以说,对海洋的畏惧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之中的。

  中国人对海洋的敬畏心理与占统治地位的“四海”说相结合,乃有“海内”、“海外”之别和天涯海角之说。这种认识无非是把海洋与陆地的边缘看作一道自然屏障,屏障之内是可触摸的土地,屏障之外则是虚无缥渺、吉凶难测的未知世界。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形成了中华民族封闭的“海洋地域观”,对中华民族的活动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海洋的畏惧使中华民族更多地在大陆上纵横驰骋,而很少涉足海洋。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于“脸朝黄土背朝天”,对苍天厚土甚至贫瘠的不毛之地充满了依恋,能够做到寸土不让;而对像蓝天一样广阔、比土地更加肥沃的海洋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识,或视而不用。中华文明之所以被称为大陆文明,显然与此有直接和重要的关系。

  这种重陆轻海、重河轻海的意识,也深深渗透到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文化观念中,并体现在文学、艺术等方面。中国古代诗文中很少论及海洋,既使涉及,也往往把大海视为神秘莫测、虚无缥缈和日月、神仙出没的地方。“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书·君奭》)“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书·立政》),显然以海际为天边。《山海经·海内北经》载:“蓬莱山在海中,大人之市在海中。”(“大人之市”指海市蜃楼的自然现象)以后的蓬莱三神山的神话即源于此。“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把大海当成神仙居住的地方。直到今天,传统的重陆轻海观念仍烙印犹存,如我们长期所受的是“领土就是国土”的教育,从小就知道祖国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唯独忽视了我国还有37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内水和领海(根据《国际公约》,国家管辖海域除内水、领海外,还应该包括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此计算,我国海洋国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可以说,这部分海洋国土未被计入国土面积中是我国地理上的重大失误。

  先秦诸子除庄子以外,也很少有论及海洋的文字。儒家的两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都生活在离海不远的邹鲁地区但他们对大海似乎无动于衷,偶尔也提到海洋,如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原来他老人家是在政治失意的时候才想到了大海,不过却是把它当成了隐居避世的处所。孟子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孟子·尽心上》)把辽阔无限的海洋当成了叹为观止的对象。道家的两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似乎对海的观察和认识要过于孔孟,不过他们论及海洋也主要是为阐述自己的“道”服务。如推崇水“几于道”的老子说:“江河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第六十六章》)无非是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自然现象比况“道”之处下不争、无为而无不为的特性。倒是庄子论及海洋的话不少。《逍遥游》中,庄子为了表达其逍遥游境界,以寓言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大鹏图南”的壮举:北溟巨鲲,化为巨鹏,大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庄子·逍遥游》),迁徙于南溟。庄子以天地间最大的物象——大海和天空作为鲲鹏活动的舞台,拉开了一个无穷开放的空间,并以大鹏图南的壮举向我们展示了巨鹏开拓进取、超拔绝尘的精神境界。尽管庄子所谓的逍遥游指的是精神、心灵的逍遥,但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十分深刻的。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在《秋水》中还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河伯见大海的寓言故事:河伯看到自己浩荡东流的样子,十分得意,以为天下的水都不能和自己相比美;当它来到大海跟前,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如此的渺小,于是发出了“见笑于大方之家”的感叹。这似乎在隐约地在向我们昭示:人类文明的轨迹必然是从大河开始。但大河文明的长度就是大河的长度,而海洋文明不论是长还是宽,都是无限的。尽管庄子的所谓海洋意识是不经意间的,但并不妨碍我们今天为庄子的这些富有海洋文化般特征的寓言赋予全新的内涵,也只有到今天我们才从另一个层次上读懂了庄子这则寓言的深刻意义。

  秦汉以降,文人描写、议论海洋的文字逐渐多起来,但大多着眼于海洋的神秘莫测,把海洋想象为吐星出月、神出怪匿的世界,充满神异色彩。如东汉班固的笔下,海洋里的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其上“风波薄其裔裔,邈浩浩以汤汤,指日月以为表,索方瀛与壶梁。……朱柴彩烂,明珠夜光,松乔坐于东序,王母处于西厢”,呈现出的是一派仙景。战国至秦汉的许多帝王,都认定海洋中有仙人居住,有长生不老药藏于其中,并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海上寻找仙药。特别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更是派徐福等方士三番五次去寻不死药,但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汉末曹操的《观沧海》诗说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则是古人关于大海是吐星出月地方之观念的体现。到了隋唐,那时人对海洋的认识依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白居易《长恨歌》),仍然把大海视为神仙出没的莫测之乡。

  唐宋以后,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中国的航海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人们的海洋知识开始从朦胧逐渐趋于具体。元代宋元曾随元朝庞大的航队远征日本,其长篇组诗《鲸背吟》将海上“碧汉迢遥”、“银波汹涌”的景象和所见所闻用诗的形式描绘出来,堪称当时海洋知识的总汇。明代郑和下西洋堪称是中华民族征服海洋的一次壮举。郑和随行人员写了大量关于航海经历和海洋知识的著作,如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费信的《星槎胜览》等,真可谓洋洋大观了。然而,作为大河文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中华民族尽管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日益丰富的航海经历,但重陆轻海的观念却并未因郑海等下西洋的壮举而改变。直到近代,中国人的海洋观和知识仍处在较低的层次,中国的航海事业因缺乏内在的动力,一直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和拓展。

  西方海洋国家对大海的认识则与中国人大异其趣。先哲黑格尔以地中海文明产生为例,称其为“与海相连的海岸地区”。他认为大海对“海岸地区”的地中海文明的塑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黑格尔看来,人类面对茫茫无限的大海,会同样感到自己的力量是无限的,因而会激起无限的勇气,去超越那被大海阻断的有限陆地。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热情洋溢地盛赞大海:“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服在土地上,把它卷入无限的依赖里边,而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他便是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黑格尔不仅唱出了一曲西方人的海洋颂,也道出了海洋民族的禀性和特征。

  “历史的惨重代价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为前提的。”恩格斯道出的至理名言已为当代的文明史所证实。在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和冲突中,中华民族在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并在痛定思痛中进行了刻骨铭心的思考、比较、鉴别。创造了如此辉煌文明的中华文明为什么衰落?西方蓝色文明为什么勃然兴起?历史在昭示中华民族,直觉在告诉中华民族,西方列强的强大,靠的是那片至大至阔的海洋。在浩浩荡荡世界海洋潮流面前,中国人逐渐挣脱了“河伯型”心态的束缚,开始重新认识海洋,重新认识世界。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认识海洋价值的先进人物之一,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唱出了一曲中国人的海洋赞歌:“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一掷之。故久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大陆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可见,中华民族已有了全新的观念面对大海,并开始打破封闭篱笆,勇敢地去拥抱海洋,走向世界。



  需要说明的是,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是一种互动的和互相借鉴的关系,而无从在整体上区分优劣。大河文明的主要特点是生命力顽强,而且在海洋(工商业)文明的盛期到来之前,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在人类早期历史进程中,无论是最终栖息陆地的民族,还是走向海洋的民族,他们的最初以渔业为目的航海活动都是作为农业的补充而存在的。可以说,早期的海洋文明实际上都结胎、孕育于农业文明之中。一个民族究竟是海洋民族,还是内陆民族,它的文化形态是属于海洋的,还是属于内陆的,其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濒临海洋,也不在于是否有过怎样的航海活动,而在于它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生活,还是以海上航运、海外贸易为主要的经济生活。与此同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只有一种经济生活,往往是多种经济形式交互出现。但最终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生活决定这个民族的基本性格和文明基调。在中国封建时代,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即农耕文明的精耕细作,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不衰的真正内在原因,历史也就如此证明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农耕文明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中国人所生活的东亚大陆,虽然面临着广阔的海洋,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作用于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选择,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农业文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也有海洋文明的出现,但一直没有上升至主位。换言之,中华文明以农业文明为主流,海洋文明则是浪花一朵,居于从属的地位。作为典型的大陆—河流文明,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曾执世界文明的牛耳。中国有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纺织、造船、制瓷、造纸、印刷、火药、建筑等行业的成就,曾一度令世界各国望尘莫及。由此你不能不承认,大河文明创造了灿烂而持久的封建文化,维系了长期的政治稳定。海洋文明的特点是发展和变化的前沿性的跳跃性,它活力强劲,有一种勃然而发的力量,可以在短期内迅速生长壮大起来。海洋文明是一种工商业文明,它需要有相当高的生产力水平作为生发的前提,而且现代意义的海洋文明是从15世纪尤其是18世纪以来才得以迅速扩展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大海载着经济文化之舟不断冲破地域的壁垒,把各个民族推向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交往之中。从17世纪起,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时代”,也就是说,各国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彼此的互动性。海洋作为联接世界五大洲的桥梁,历史地承担起推进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的重任。海外贸易和海军历史地成为世界时代的宠儿。

  未来的世纪更是海洋的世纪,未来世界历史的流行色和底色是蓝色:蓝色的国土,蓝色的海洋经济,蓝色的商船队,蓝色的海军……在地球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危机和挑战的今天,人类的明天和希望在海洋。海洋占地球面积的71%,海洋正在成为人类第二生存空间,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未来。海洋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资源宝库,其中矿物资源是陆地的1000多倍,食物资源超过陆地1000倍。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中国拥有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沿海岛屿6500多个,有4亿多人生活在滨海地区,沿海地区GDP占全国的60%左右,而且其所占份额将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海洋,中国的未来将与海洋息息相关且日趋紧密。不是有西方人发出这样的诘问:谁来养活中国人吗?我们要说,除了立足于曾经创造辉煌文明的广袤大陆外,我们更要依赖于蓝色国土——海洋,因为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宝藏。海洋是交通的要道,它为人类从事海上交通提供了最为经济便捷的蓝色通道,中国要走向世界,必须充分借助海上交通这一蓝色的桥梁。在科学昌明、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振兴,必须更新重陆轻海的传统国土观,树立全新的海洋观念,“以海为途”,以大开放的胸怀和气魄走向海洋,走向世界。-------------------------本文章为转载
 
                                                                                                                                                                             大连海洋大学电视台策划部--------赵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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