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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活在喧嚣的国度

2017/4/21 19:56:34 来自东方历史评论
 

         很多人对此表示赞叹,余华表现出一个中国作家罕见的勇敢。他在这本书里批评了毛泽东、1989、现政权的腐败、政府对于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在中国主流作家里,他是第一位这样做的。这也是令人心酸的赞叹,作家本应是一个社会天然的批评者,但在不日益封闭、自满、压制的中国社会,这态度倒成了例外。

         我的感受是复杂的。是的,它仍有很多迷人之处,余华保持着叙述从容,对生活中荒诞的敏锐捕捉,很多段落、尤其是与他的童年记忆相关的描写,仍让我哈哈大笑,它让我想起了十年前最初阅读到他的散文时的快乐。他觉察到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狂热的三十年革命与拜金浪潮的三十年,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大的差别。“为什么我在讨论今日中国的时候总是会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这是因为这两个时代紧密相连,尽管社会形态已经绝然不同,可是某些精神内容依然惊人的相似。比如我们以全民运动的方式进行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又以全民运动的方式进行了经济发展”,他在《山寨》一章中写道。

         与此同时,他的弱点也暴露出来。和大多数同代作家一样,他没接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他们几乎全部依赖于直接经验和个人感受力,借由中国社会提供的丰富素材,他们可能迸发出特别的创造力。但去理性的分析社会是另一回事,这需要你掌握更多的分析工具,更广阔的知识背景,而余华没有这个能力,再最初的敏锐发现之后,他没有能力探测得更深入、也更全面,在同一种分析中打转,不断的重复。这有情可原,我们不该要求一位作家也是思想家。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慢慢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知识结构与分析能力,它可能还蕴涵着某种更深的危机,这危机不仅与余华有关,也是一代中国作家的困境。它或许还解释了,《兄弟》让我不适的原因。

         不管是《兄弟》还是《十个词里的中国》,余华从未试图进行真正的道德与价值上的追问。他聪明的列举种种例证,质疑流行的观念,在时空中穿梭,但他从未试图做出追问——倘若眼前问题重重,到处是欺骗与躁动,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与社会?

         这种追问不是为了找到“怎么办”式的答案,而是重建意义系统的努力。正因为缺乏这种追问,中国的苦难与荒诞,才仅仅变成了观赏与消费,它转化不成更普遍的人类经验,更高级的艺术表现。这或许与余华这一代人的经历相关,他们出生与成长在一个充斥着空洞道德的年代,在多年的欺骗后,道德与意义彻底破产了,人们再不相信这些光辉的词汇。嘲讽与功利主义变成了自我保护与自我实现的主要方式。这也解释了《活着》这本小说和这个词汇,能让这么多中国人心颤不已,在一个意义崩溃的时代,惟有活下去的动物本能才是真实的,而余华为这卑微的欲望赋予了更高(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存在)的意义。

         道德与意义追问的缺失,也表现到余华的叙述上。只有个人责任,才是道德与意义的最终承载者。一直以来,他宣称要为内心写作,但他从未试图逼近自己的内心。在阅读《十个词里的中国》,你强烈地感觉得到,他在为一群国外的读者写作,他简单化、说明式、方向明确的努力,盖过了想要探索的欲望和必然伴随的未知。在行文里,他也从未自我质疑与追问,仿佛一切就是如此。我在他文字里,看不到他的内心,他精明的组合文字与感受,他太精明了,他的产物精美却没有灵魂。

         对意义的放弃,也多少解释了《兄弟》中混乱的叙述。因为缺乏内在的价值与意义,杂乱的社会现象在小说中也以杂乱的描述出现,他没有净化它们,只任由它们的蔓延。

        我要承认,我的怀疑可能太苛刻了。这种情绪就像是一次逆反。昔日过度崇拜,而现在则太过刻薄。我多么希望,余华能如他五年前所说,把作家的创作力维持到80岁。但如今,我很怀疑这一点,因为他缺乏那股真正的道德激情,正是这激情,而不是敏锐与机巧,才是驱动一个伟大作家的真正源泉。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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